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对改革开放道路及其指导思想等问题的分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如何看待股份制的地位，以及如何认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性质等等。

林毅夫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象。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一个例子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1980年代来已取得连续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改革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为要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但是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05年快速增长，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或停滞。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在实行休克疗法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出现经济快速增长，反倒崩溃停滞了。

刘国光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三是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四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五是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卫兴华认为，我国的改革与创新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这与某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自我否定截然不同。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体制，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基本制度也要创新与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首先表现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导向作用，在于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引导力。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张宇认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管理者内部收购、权钱交易等变相私有化的现象，不仅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分化，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同时还使一些原本优秀的国有企业在经营上陷入困境。这些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流行不无关系。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接近或超过50%，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30%。在这种情况下再大规模实行非国有化，这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当前深化改革必须强调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简新华认为：“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改革既否定了单一的公有化，又没有搞全盘私有化。这既改变了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制度，扩大收入差距，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贫富高低悬殊、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既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没有一切市场化、完全自由放任化，注重发挥了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放弃对本国企业、产业、经济的必要保护，既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保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中国的模式转换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高尚全认为，近几年，一些人不断地批评改革开放，把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铿锵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